经典阅读最大的特点除了九游（中国）通过文本细读达到深度阅读之外，还非常个人化、非常个性化。我九游认为，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，强调经典的阅读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。我九游体育对现在的读书状态有两个忧虑：一个忧虑是大家不读书，另一个忧虑是大家即使读书也只是网络读书。网络阅读有它的优越性，我称之为“短平快”。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时代，可以用最短的时间、最快的速度、最亲近的方式取得尽可能多的信息，当然有很大的意义。但网络阅读存在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缺乏深度，会导致人的精神的平庸化；另一个是网络阅读是群体性的，缺乏个体性、个人性的阅读，是容易趋向潮流，容易倾向于时髦，被时髦所裹挟，这就需要经典阅读。经典阅读的最大特点是深度阅读，而且是人性化、个人化的阅读。
比如我曾经说过，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，非得朗读不可。他作品里有那种有韵味、那种浓烈的而又千回万转的情感，那里面不可意会但能言传的东西，都需要朗读来触动你的心灵，通过朗读来进入情境，来捕捉感觉，产生感悟。这样的阅读是接近鲁迅内心世界的一个最好的通道。而我所强调的是情境、感觉、感悟，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征。如果说西方经典主要是通过分析来接近的话，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，不仅是古代的文化，也包括鲁迅的文化，不能完全靠分析，而要靠感悟、情境、感觉，甚至直觉，这是进入中国经典的另外一种方式。一般人可能比较习惯用分析的方式进入经典，现在可以换一个方式——不是拒绝分析，必然会分析，但更多的，至少在开始时必须强调感觉、感悟、情境、直觉。
中国传统教育是这样的。启蒙的时候读《论语》，不是讲《论语》，就是读、背，通过读获得感觉，通过背，体验那些东西。读了、背了，进入到你的生命里，然后分析，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，也提示我们这是进入经典的另外一种方式。
经典作品得一点一点地看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世界，这告诉我们经典的阅读需要深度阅读，而深度阅读就是文本细读，通过文本细读达到对经典作品的一个深度了解。这涉及到经典阅读的特点，我认为经典阅读最大的特点除了通过文本细读达到深度阅读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特点：非常个人化、非常个性化。也就是说不同读者对经典有不同的进入方式，因此也有不同的理解，也有不同的发挥。
我强调“发挥”，也就是说阅读经典不是被动的过程，而是要有我们的理解及发挥。最好的经典的意义都是原创者和阅读者、研究者共同创造的，任何经典都是这样。所以有一个过程。从经典变成学说，如儒家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变成儒家学说，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解经者，解释的过程不是被动的，是有新的创造的，所以出现了像朱熹、王阳明这样的大家，他们是接着孔子往下讲，对孔子思想包括孔子文本通过主动的、细腻的阅读有新的解释、新的发挥、新的创造，最后成为儒学。儒学就是孔子他们所开创的，被后来的阅读者、研究者不断研究、不断发展的一个学说。
鲁迅拒绝收编，同时也绝不收编我们
只要还有等级存在，中国就会不断地有国骂
我们讨论“为什么需要鲁迅”，首先需要讨论或者明确的一个问题是：鲁迅是谁？关于“鲁迅是谁”，实际上有两种通俗的说法。一种说法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——可能也包括在座诸位——所听过的毛泽东的鲁迅观：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、革命家和思想家。这“三家”并不错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这么一讲就把鲁迅捧到天上去了，离我们比较远。他可敬，却不可亲，也不可爱，也就谈不到需要了。实际上今天很多青少年与鲁迅有所隔绝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被这“三家”给吓到了。
这些年又有了新说法，就是强调鲁迅是一个好爸爸、好丈夫、好儿子。这也有很多事实作根据，但是面对这个新“三好”，我不免有一个疑惑，就是天下的好爸爸、好丈夫、好儿子多得是，干吗需要鲁迅呢？也许有人做爸爸比鲁迅还要好，所以用“三好”来说明鲁迅，同样没有说服力。
我自己对此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，一方面，鲁迅不是神，他是人，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。另一方面，鲁迅和我们，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的人是不一样的。他是一个特别的人，因为特别所以稀有，因为稀有所以我们需要鲁迅。我想起当年林语堂给鲁迅起了一个外号，说他是“白象”，大多数的象都是灰色的，鲁迅这头“象”有点特别，是“白象”。据说鲁迅非常喜欢这个绰号，当海婴刚出生的时候，鲁迅第一次作为父亲到产房抱起海婴，一边走一边念念有词地说着“小白象、小白象”，足以说明鲁迅很认可这个绰号。也就是说，他和所有的象一样，是象，但他是特别的象，是“白象”。
那么我们进一步讨论，鲁迅的特别体现在哪里。简单地说，就是鲁迅的思维方式、感情方式、思想观念、对很多问题的看法，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的不一样，我觉得鲁迅的特别体现在这些地方。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，不妨我们来一起读鲁迅的作品，看一看属于鲁迅的观点。
很多人问我，读鲁迅作品该读什么。我经常向他们推荐两篇文章，我说你读懂这两篇，大概就懂鲁迅了。第一篇是收在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中的《论他妈的》。“他妈的”是中国的“国骂”，每个人都会骂，不过有的人公开骂，像我这样的人讲文雅，公开场合就不会说，但私下里对讨厌的东西也会说“他妈的”。鲁迅说他在农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一对父子在一起吃饭，那天的饭菜非常好吃，爸爸就对儿子说：“他妈的，你吃吧。”儿子则回答说：“他妈的，你吃吧。”这里的“他妈的”跟我们今天说“亲爱的”意思差不多。亲爱的，你吃吧。所以作为国骂，大家都非常习惯了。
但这样的国骂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，也从来没有人写文章谈“他妈的”。鲁迅不仅谈了，他还要论，还做出论文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博士论文敢以“他妈的”作为论题的。鲁迅论了什么，其实就是考证了“他妈的”作为国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骂人从来就有，中国古代就有，《诗经》时代就有骂人的，但那时候骂人不骂“他妈的”。骂“他妈的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从晋代，这是鲁迅考证的结果。为什么从晋代开始？晋代有门阀制度，讲究出身，你出身大家族，就一切都前途光明；你出身寒门，就什么都没有。在这种等级制度下，那些寒门出身的人当然对大家族非常不满，但又不好也不敢公开反抗。那怎么办？只好曲线反抗，说你为什么神气，不过是有个好妈妈，那我就骂你妈，就这样迂回反抗，并从这里得到快乐。但鲁迅说这是卑劣的反抗，他从“他妈的”这句国骂里发现了两个重要的东西，一个是体制中的等级制度，另一个就是国民性的弱点——卑劣的反抗，而不敢真正地、正面地去反抗，并因此得出结论：只要中国还有等级存在，中国就会不断地有国骂。
我们不由地会想到今天。以前曾流行过一句话：“学了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”现在则说：“有了好妈妈好爸爸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”而且这种等级制度正在固化，富二代永远是富二代，官二代永远是官二代，穷二代永远是穷二代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很容易出现国骂“他妈的”。
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，国骂本来是个司空见惯的东西，我们平常都习惯了，没有任何人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。但是鲁迅提出了怀疑，而且他不但怀疑了，还把问题开掘得如此之深。这样的文章，这样的思维，除鲁迅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，所以《论他妈的》这篇文章从此成为绝学。这是第一篇文章，可以看出鲁迅在思维方式上的特别之处。
有些人开始说假话时很勉强，讲多了便以为是对的
第二篇文章的题目也很怪，叫《我要骗人》。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说真话的，鲁迅自己说，不，我并不想讲假话，但是我并没有把我心里想讲的东西全部说出来。因为我心里想的东西太可怕了，稍微讲一点，人们就会说鲁迅多冷酷。鲁迅说，如果有一天我把心里想讲的话全都说出来，还有人愿意接近我，那么这个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。所以可以看出鲁迅是有所讲而有所不讲，并没有把想讲的话全部讲出来。
鲁迅还公开承认，在一定的条件、环境下，他还要骗人。鲁迅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说有一年冬天，他从家里走出来，在门口遇见一个小女孩。因为那时候有很多水灾，这个小女孩正在为灾民募捐。这个小女孩见到鲁迅就抓住他的手，说先生给点募捐吧。鲁迅做何反映呢？鲁迅知道，当时社会正处在国民党的腐败时期，小女孩辛辛苦苦募捐来的钱是不会落到灾民手里的，一定会被那些水利局的老爷们给贪污掉。因此在他看来，小女孩募捐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。这是鲁迅心里想讲的话，但是鲁迅说，我能把这个话讲出来吗？我能对小女孩说，你这样做是没意义、没价值的吗？我看到她渴望的、热情的眼光，我就说不出话来。我不但不会对她说出真话，相反我还要骗她，说小女孩，你做得非常好，我感激你。然后鲁迅从兜里拿出一大把钱来给小女孩，小女孩拿到钱后，紧紧握住鲁迅的手说谢谢你。小女孩的身影越走越远，她握手的温热鲁迅还感觉得到，但鲁迅觉得这温热像火一样烧灼着他的心，因为他骗了这个女孩子。鲁迅反躬自问，难道我能不骗她吗？在那个时代能够处处、时时都说真话吗？他又想起母亲：远在北方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，她整天念叨的是要长生不老。她对我说想要福寿，我能对老母亲说你不能长寿，你迟早会死的，我能这么说吗？我不但不能这么说，我还得安慰她，母亲你一定长寿，因为你一生做了这么多好事。但在我的内心里，我感觉我骗了母亲。鲁迅由此得出结论，现在还不是披沥真实的时候，因此我时刻要说谎。
不知道诸位听了这个故事怎么想，我听了之后非常受震动。能够公开说真话的人固然了不起，但能够像鲁迅这样，如此真诚、坦率地承认自己也骗人，恐怕更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。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，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会遇到的问题——我们能够说真话吗？
这个问题涉及我们的言说方式，鲁迅因此写过一篇文章，收在《野草》里面，名为《立论》。其实我们讲话每天都是在“立论”，鲁迅在文章中提到，自己曾梦见在一个课堂里，一个老师正在教孩子们怎么立论，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了一个故事——有一户人家生了一个孩子，过满月的时候请亲戚们来做客。有一个客人说，这孩子将来要死的，结果招致一顿好打；另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升官，他得到了众人的欢呼。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，说真话的遭打，说假话的受到欢迎。然后学生就问，老师，我既不愿意说假话，但也不愿意说真话被打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怎么立论？老师对他说，你就这么回答吧：“哎呀，这孩子，你瞧他多么哈哈哈哈。”
文章中提出了三种说话的方式。第一种，按照事实说话，说真话；第二种，按照别人的需要说话，说假话；还有一种，说模棱两可的话。我读到这里很受震动，其实我们在座的诸位，恐怕每天也都面临这种选择——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，还是按照别人的要求来说话，或者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。其实人的言说方式，即所谓立论就这三种，没有第四种。每个人都面临一个言说方式的问题，谁也不去想它，谁也不敢去正视它，但是鲁迅想了，正视了，他提出来了。鲁迅的特别就特别在这里。
这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。那是很多年前，我收到一位大学生的来信。这位大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，但毕业的时候老师提出条件，让他必须对某一问题表态，不表态就不能毕业。但他实在不愿意表态，他问我说，钱老师，你说怎么办？坦白说我收到这封信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我好像可以这么说，你不能说假话。但是我一想，我已经当教授了，他连大学还没毕业。我说这话倒是轻松，但这个年轻人如果听了我的话，他就不能毕业，甚至连工作都没有了，这怎么行。我不能对他说这样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我反复考虑，想到鲁迅对此的看法，向这位大学生讲明三点：第一，说真话本来是一个人的基本道德，但是在中国说真话是一个很高的境界，因此作为学生，作为年轻人，你要追求最高境界，要尽可能地说真话；第二，有时候真话说不了怎么办，你可以沉默，不说话，不表态就是了；第三，有时候不表态不行，你必须说话，而且必须说假话，怎么办，那就说假话。
但是说假话有三个条件，也是三个底线：第一，必须分清是非，认识到你这次表态是错误的。这话讲起来简单，但在生活中，有些人开始说假话时很勉强，后来讲多了便认为讲假话是对的。现在很多人理直气壮地讲假话，不去分清是非，你必须分清楚，讲真话是对的，讲假话是错的，这一点你心里要明白；第二，说假话必须是被迫的，不能主动去为了自己的私利说假话；第三，说假话绝对不能伤害到第三者。比如说你可以说假话表个态，但你不能说其他人的坏话，不能去检举别人，那绝对不行。这就是我在鲁迅启发下得到的三条认识：一、尽量说真话；二、不说话；三、说假话，但要有三条底线。
鲁迅是如何看待科学、民主、平等、自由和爱国的？
下面我们再看看鲁迅对公认的价值观念，即对所谓的公理、公意或定论的看法。在一个社会里，比如我们的社会，会有很多公论，如科学、民主、平等、自由和爱国等，这些都是公认的价值观。鲁迅对这些公认的价值观持有怎样的态度？
先说科学。鲁迅早在《科学史教篇》一文里就说过，科学尤其是西方的现代科学传入中国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，所以他非常强调科学和科学思维。但在肯定科学意义的同时，鲁迅又提出警告：如果把科学当成一种宗教，陷入科学崇拜的陷阱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陷入了唯科学主义，那么就可能使人生陷入枯竭，就会缺少一种美感，一种特别的想象力，以及一份人类自身所拥有的情感。当你过分理性化以后，一切都是理性思维，你就会压抑人的非理性——例如一些根本性的记忆、情感和思维。所以鲁迅说，我赞成科学，但是对科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充分理解，这是鲁迅的科学观。
民主。鲁迅当然是民主的支持者、鼓吹者，但鲁迅也提醒我们，民主有一条基本原则叫少数服从多数。这一原则可能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。这也很好理解，比如说网络的兴盛显现了民主的发展，但也会造成“网络暴政”，对此大家应该都有体会。所以说鲁迅在肯定民主的同时又质疑民主。
平等。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，当然强调平等，但他也提醒我们，平等绝对不是平均主义。如果你强调平等，把一切都削平，你把最高的砍掉了，最低的也上不来，反而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，甚至带来新的社会灾难。所以对于平等，鲁迅也是既要肯定又有质疑。
自由。鲁迅当然强调自由，有记者曾经问过鲁迅，说如果你现在面对一个中学生，你准备对他说什么？鲁迅说，我要对他说，第一步要争取言论自由。但鲁迅同时提出来，自由和平等可能是矛盾的。他批评当时的自由主义者，说你们讲自由是对的，但如果过分强调自由，陷入纯粹的精英意识，就有可能忽略社会平等。
还有爱国。鲁迅当然是爱国主义者，这里也可以讲一个故事。鲁迅临死之前，曾托他的三弟周建人带一封信给二弟周作人，这可能是周氏兄弟间的最后一次对话。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高潮时期，鲁迅在信中说，他注意到北方的很多教授都在救国宣言上签了名，但周作人没有签。鲁迅当然理解周作人为何不签，因为他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和周作人是一样的，救国主要是政府的事，过分打民意牌来救国是不行的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签名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，鲁迅是理解的。但是他提醒二弟，这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存问题，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生存问题上态度是绝对不能含糊的，你必须坚持爱国主义，这恰好击中了周作人的要害。
周作人的思维方式强调个体的人，强调世界的人，却恰恰忽略了作为社会的人，作为民族的人。在周作人的观念里，一边是个人，一边是世界，却没有社会和民族的位置。这也说明了周作人最后成为汉奸的内在原因，他为了救赎自己，而不惜牺牲民族的利益。鲁迅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在存在着民族、国家观念的现代社会里面，每一个国民包括知识分子，不管有怎样的理想信念，都应该有基本的民族立场，都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。在这一点上鲁迅是不含糊的。但按照他的思维习惯，鲁迅也对过分宣扬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担忧。
鲁迅要人们警惕那些爱国的自大家。他举例说，当时有这样一些言论：中国地大物博，开化最早，道德天下第一；外国文明虽然好，但中国的精神文明更好；外国人的东西中国早就有过；外国也有叫花子，因此中国最好。鲁迅说，这样的人完全不看自己民族的弱点，表现为“爱国的自大”，因此拒绝改革。中国现在第一了，还改什么？然而不改革，中国就会走向灭亡，所以鲁迅把这种爱国者称为爱亡国者，爱的是亡国，不是爱国。鲁迅提醒人们，别看外国人总说中国好，其实是希望中国成为他们玩耍的工具，所以对这种外国人要保持必要的警惕。
鲁迅还提出了另一个命题。1934年，正是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候，鲁迅写文章说我们要向日本人学习。他说不管日本人有多少毛病，但“认真”这一点很值得中国人学，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真。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，鲁迅提出这个命题很快就遭来一顿臭骂。鲁迅从此带着汉奸的帽子，一直戴到今天。其实鲁迅是对的，两个人如果打架的话，你怎样才能完全把对方打垮，只有把他的优点学过来，才能彻底地战胜他。鲁迅这种敢于向敌人学习的态度，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，而那些拒绝向敌人学习的人，恐怕很难说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。
这也引申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中国人如何和外国人相处。鲁迅说，中国人之于外国人，历来就有两种称呼，一个叫他禽兽，一个叫他圣人。当自己软弱的时候，就把外国人当作圣人捧起来；当自己强大了，就把外国人看作禽兽。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没有真正的民族自信力，只好在自卑与自尊之间来回摇摆。鲁迅提醒我们，在强调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的同时，必须要警惕这种极端的爱国主义。爱国主义发展到极端，就可能变成一种非理性；而陷入一种非理性的思维和情感中，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。
由此可见，鲁迅对我们习以为常、从不怀疑的东西，如科学、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爱国，都持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态度。他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认，而是在肯定中有否定，在肯定中有质疑。他强调既要吸取这些价值观念，同时也要保持质疑。要在吸取与质疑、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旋转，从而使自己的思考逐步深入。这是一种我称之为鲁迅式的、既有坚守又有质疑的思维模式。
鲁迅针对报纸宣传的观点，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仍然适用
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对伦理道德的看法，这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大讲孝道，其中有一个观念叫“报父母之恩”。鲁迅对此提出质疑，他说得很坦率，我想今天还是会让一些人难以接受。父母为什么生孩子，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要延续后代，延续生命，另一个就是想要性交。为了满足性交的欲望而生下你来，有什么恩可谈。这是一个自然的生命过程，而有恩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背后隐含着一种“因为我生了你，所以我有权利支配你”的逻辑。我有“恩”于你，因此你必须服从我，这完全是一种父权主义的思维，把父子关系变成权利关系。鲁迅所要质疑的正是这一点。
鲁迅说，你去看农村的家庭主妇，她在哺乳婴儿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自己正在施恩。一个农夫爱他的子女，也绝不会想到他是在放债，将来孩子长大了要还债。所以鲁迅说，实际上这都不是真正的爱，真正的爱是超越交换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天性的爱。父母对子女的爱，子女对父母的爱，都是出于人的本性，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。而所谓的孝道、报恩，实际上是一种权利关系。这种话现在讲起来可能还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大逆不道，居然敢说父母对子女没有恩。
还有我们觉得更难接受的，是鲁迅关于爱的说法。《野草》中有一篇文章叫《过客》，其中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。有一个过客，一直一个人往前走,前方有他所要追求的东西，他走着走着，最后走累了，流血了。这时他遇到一个小女孩，出于对这个过客的同情和爱，小女孩拿出一块破布给过客，说请你包扎一下伤口吧。我们看这个过客是怎么反应的：他先是非常感动，立刻接受了这块破布，连声说谢谢。因为过客这样孤独的战士，内心里是渴望别人对他的同情和爱的。但过客稍想片刻后，又坚决地把这块破布还给了小女孩。他说我要拒绝你对我施恩；我不但要拒绝你对我施恩，我还要像老鹰一样在你的周围盘旋，祝福你早日死亡。这就不能让人理解了，他不但拒绝爱，还诅咒爱他的人。
还有一个故事，是关于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的。许夫人去世时，鲁迅发去了一封唁电。他先对许夫人的去世表示悼念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但接着又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反过来想，嫂夫人这么早去世，可能对你孩子将来的成长是有利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后来有个大学生写信给鲁迅，说他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为什么要拒绝爱，甚至要诅咒爱？鲁迅说，非常简单，比如我们两个人彼此不认识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感情纠葛，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搏斗的时候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一枪打死你。但现在我们认识了，以后我们两个短兵相见的时候，我就不忍心开枪了。这样的情感纠葛，包括父母对子女的爱，会妨碍一个人的独来独往，妨碍一个人做出自己独立的选择。比如说，我的老母亲在北京，她时刻关心着我的安全，因此我在上海做什么事情，都要考虑母亲的反应。如果没有对母亲的爱，我在上海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，但是有了母亲的爱，她成了一种束缚，就使得我在做选择的时候不能不多些犹豫。
鲁迅说人的独立选择，常常因为爱而受到挫折，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命题。但其实在座的诸位应该很能理解这一点。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中学生，中学生到了高中，到了高二、高三的阶段，他要告别童年的生活，常常会有一种脱离父母的欲望。他要摆脱父母对他的束缚，所以此时子女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紧张。从孩子的角度说，他要求独立；从父母的角度说，父母对孩子有着过分的爱，而这种爱又常常建立在不了解孩子真正需求的基础上，反而成了对孩子的束缚。有一个说法叫做“爱的专制”，认为爱有亲和的一面，也有专制的一面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学生要想摆脱父母的束缚，其实是一种内在的反抗，想要摆脱爱的专制，而父母却不理解孩子要求独立的愿望。这种思维方式有时很难让人接受，但也可以从中看出，鲁迅是真正懂得人性，以及人性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。
我们再来看看鲁迅是怎么看待中国人的言说的。他对中国人的言说，包括报纸上的宣传，有两句概括：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，中国是做戏的虚无大国。中国人最会做戏，最会玩弄文字游戏，我看了很有同感。汉语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灵活的语言，任何事情不好提，用汉语一说就变好了。比如说失业，我们不叫失业，叫待岗，一听待岗，就说明有工作的希望，好像问题就不严重了。这就是中国语言特有的灵活性，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游戏性。鲁迅因此提醒我们，在听中国人讲话、看中国人写文章的时候要注意，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，比如说我要做什么，其实并不准备做；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；有明说做这样，其实要做那样的；有自己要这么做，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；还有一声不响就做了的。听到这样的讲话或宣传，如果你真的相信了，用鲁迅的话说，你就是个笨牛；如果你还把别人说的话认真做起来，那就是不合时宜。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谎，但每个人都做出一副相信他说谎的样子，这便是游戏规则。如果你说破了，你反而成为公敌。
如何看待报纸的宣传，鲁迅也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往往它拼命说什么，反而是因为它缺什么。鲁迅举例说，我们平时不会想起自己的额头或肚子并因此对它们进行特别的保护。但有一天他头疼或者拉肚子了，便会到处讲我们要注意安全，注意卫生。如果听到这些话就以为这个人是个卫生家，你就上大当了，所以鲁迅说，缺什么才讲什么。由此鲁迅做出一个很惊人的判断，他曾经写过一篇杂文，我觉得很值得一读，题目又怪又长，叫《由中国女人的脚，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，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》。为什么说孔夫子有胃病呢？因为孔夫子有一句话叫“食不厌精”，说明他注意到吃饭要精细，那就是他有胃病，这还是小事。大事怎么看报纸宣传呢？鲁迅说他有一个经验，就是正面文章反面看。它越说什么就证明它越缺什么，这样看报纸太可怕了。报纸上登出某某国军在某地和日军奋战多少天，歼敌多少人，你一看就明白了，正面文章反面看，根本没打。报道宣传说日本某要人到中国访问，没有任何其他目的，你反面看，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阴谋。
我觉得不仅是报纸如此，现在的网络也是如此。近年来西方学界有一个说法叫“后真相时代”，也就是说现在就没有真相了，报纸上讲的很多都是假的，网络上很多也都是假的。所以我最近跟一个大学生谈话，我说你看网络消息，千万别随便义愤填膺地表态，你可能义愤填膺表了半天，最后一听是假的。进入后真相时代，对于所有的问题，包括别人讲的话、宣传的话、网络上的话，都要有独立的思考、独立的判断，不能随便轻信。但是反过来也不能随便怀疑，报纸不能全都说假话，有时候也会说真话，如果什么都正面文章反面看，就会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。
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，正在阔气的人要维持现状，还没阔气的人要改革
鲁迅还对很多我们的思维定式，以及成为一种感情选择的东西提出了质疑。比如人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总有一种倾向叫避重就轻。回忆童年时总是只能想起自己最好的一面，同学聚会时的怀旧也都是讲当年如何好，从不讲让人不愉快的事情。我听过一些老红军演讲，从来只讲当年打仗如何勇敢。我这个人受鲁迅影响很深，我心想你没打过败仗么，你大部分时间都应该是打败仗的，打胜仗是少数。但是他们从来不谈败走麦城，只会谈如何过五关斩六将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的，这是一种本能的思维和情感选择。
但是鲁迅对此提出了怀疑。他问了三个问题：第一，童年就这么美好吗？他写一过篇文章叫《风筝》，现在编入教材了，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看过没有。鲁迅回忆童年回忆什么？他不回忆最光彩的事情，就回忆他做的一件错事，他把弟弟的风筝给踩了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童年的时候也都做过类似的事情，但是所有人都不会去谈，只有鲁迅谈，而且提升到一种高度，说这是对弟弟精神的虐杀，而且还不给自己后悔的机会。当我发现自己后悔了，想跟弟弟一起放风筝，但是放来放去放不了了，两个人都老了，还放什么鬼风筝，然后我对弟弟说，对不起，我当年踩了你的风筝；弟弟说，真的吗，我早忘了。连道歉都不行，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、一个痛苦的经历。在座的朋友们大概都写过回忆童年的文章，有哪个像鲁迅这样专门写自己最痛苦的事情呢？
人们总是想象未来会有一个黄金世界，总觉得现在的世界如何不好，未来的黄金世界、乌托邦世界又会如何好。当人们不满意现实的时候，就会寄望于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。鲁迅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：黄金世界里就没有黑暗吗？照样有黑暗，而且还会有死人的情况。鲁迅对人的历史做过这样一个概括，很有意思：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，正在阔气的人要维持现状，还没有阔气的人要改革。这三种人是永远存在的，只不过阔气的概念不一样。20世纪80年代万元户很是阔气，但现在万元户已不算什么了。未来即使进入了黄金世界，还是有这三种人，过去好的、现在好的，还有现在不好的，这三种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，而那个掌握了权力的人、维持现状的人，常常要把改革的人清除甚至杀掉，所以鲁迅说黄金世界有新的黑暗，甚至有新的死亡。
我在养老院生活，养老院里的老人经常讲一句话：我活够了，死了就一了百了了。但是鲁迅问，人死了就能了一切吗？他有一篇非常奇特的文章——鲁迅有很多奇文，我也向大家推荐——收在《野草》里，叫《死后》，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一篇文章。他说我死了，死亡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我的运动神经死了，不起作用了。但是如果我的感觉神经还在，我会有什么感觉，大家不妨设想一下。鲁迅说，我躺在地下，上面有独轮车走过，有汽车走过，压着我的头，压得我的牙龈都发酸了，但我不能反抗，不能动。这时候一群人走过来，大概是相当于我们今天开追悼会。一个人说：“他死了！”这个人用了叹号，很高兴，他死了！一个人说：“他死了？”用的是问号，很惊奇。还有一个人说：“他死了。”用了句号，很平淡。人们对待死亡，或者表示高兴，或者表示惊讶，但我是感到愤怒，我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，你们活着的开追悼会，无非做戏给活人看，我却气得快昏厥过去了。这还不算，还有一个小蝇，在我旁边绕来绕去，我不能动，就让它嗡嗡地叫着：“哎呀，祝贺你死了，你该死。”我愤怒地想赶走它也赶不走，它还在嗡嗡叫，真是彻底愤怒得昏厥了过去。鲁迅由此得出结论，死亡不是不幸的结束，而是新的更大的不幸的开始。这跟我们习惯性的思维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有人让我在养老院里讲鲁迅，我说我不能讲，我讲这种问题，那老人不气死了，但我要讲鲁迅就得讲这个。
鲁迅是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人，因为他的思维太怪了，太反常了，太超出我们习惯的事物了。人们美化过去，美化未来，美化死亡，其实不过是想找一个精神的避风港而已。但鲁迅恰恰不允许我们有这样的避风港，任何地方都不能避风，你必须正视现实，正视现实的不幸、不满和曲折；你只有一条出路——正视，而不能逃避。这跟我们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。
当一个人春风得意的时候，大概是不需要鲁迅的
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，鲁迅是谁？他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，他对一切公理、公意、共识、定论都提出质疑和挑战。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整个中国文化而言，鲁迅都是一个异端、少数、边缘的人物。但同时，他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里面的另一种存在，正因为是另一种存在，才有了另一种可能性。
然而我们中国是讲究道统、法统的，中国文化也是同化力极强的一种文化，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异端的存在，所有的异端都会被扼杀掉。中国的老百姓也习惯了在大一统的文化统治下，从来不提出任何怀疑，从来不考虑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存在。因此鲁迅这样一个怀疑主义者，一个处在体制外边缘的批判者，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。我们可以说，中国文化多亏有了鲁迅，或者其他一些异类，才形成某种张力。文化发展要有张力，只有一种是不行的，不管这种文化多么完美，没有另外一种存在，便形成不了张力，这种文化就没有发展的余地。鲁迅所代表的，正是未经规范收编的另一种可能性；我们太容易被收编，太容易被归档化了。
所以鲁迅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？我曾经有这样一个概括，我说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，你对你所接受的教育、报纸上的宣传、老师所讲的内容，你一律相信，深信不疑，没有任何怀疑，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，在这种状态下，你是不会要鲁迅的，即使读鲁迅，你也会本能地拒绝他，因为他讲的这些和你接受的、习惯的东西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当你对自己听惯的话，习惯的常规、常态、定论产生了不满，有了怀疑，有了想要打破既定秩序、冲破既定命运的想法时，你就会从鲁迅那里得到启发。这就是接受鲁迅的最佳时刻。当你要突破自己，要形成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读鲁迅。鲁迅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声音、另一种存在、另一种思维，也是另一种可能性。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。
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，我们说鲁迅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，那么这个怀疑不止是他对我们，对别人，对既定一切的怀疑，同时更重要是他对自己的怀疑。他的怀疑精神是指向自身的，这是鲁迅思想的彻底之处。所以读鲁迅作品的时候，或是真正进入鲁迅世界的时候，你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反应，一方面你发现鲁迅的很多论述都是对你曾经相信的一切的一种颠覆，因此开始本能地怀疑它，本能地拒绝它。但在你真正接受它的同时，你又免不了对他的说法提出质疑，是对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也就是说，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，他并不给你指出一条路来，他也不想把他的东西强加于你。
我曾经有一个研究，把鲁迅的演讲和胡适的演讲做了一个对比。鲁迅和胡适是当年最受北大学生欢迎的两个教授，根据当事人的回忆，人们对鲁迅和胡适演讲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胡适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，他自信掌握了真理，所以他的演讲非常明确、非常痛快，也非常简洁、非常明了，告诉你路该怎么走，同学们跟着我胡适往前走就行了。学生听了非常兴奋，现场反应极其强烈，大家目光闪闪地走出课堂，跟着胡先生走就行了。这是胡适演讲的特色和效果。而鲁迅就不一样，鲁迅的演讲本身就充满矛盾，他刚提出一个命题，马上又对这个命题提出怀疑。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，在座的有很多女性，当时有一个通行的妇女解放的路，就是走罗拉的路，走出家庭。鲁迅在演讲中也说，罗拉应该走出家庭，但紧接着他提出问题：罗拉走后要怎样？走出家庭能解决一切问题吗？鲁迅提出来，罗拉走出家庭，如果没有获得经济独立，迟早还是要回到家庭。他把他前面的命题颠覆掉，这个时候作为听众，一定会想到底对不对。也就是说，他逼着你思考，他不把现实结论告诉你，他自己也在不断地质疑，把他思考的过程、质疑的过程都告诉你，然后由你自己做出选择，自己去思考。所以听鲁迅演讲非常吃力，没有像胡适这么顺当，因为你要一边听，一边紧张地思考，他给你提供很多信息，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各种信息、各种观点，然后你要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听完以后，你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但是有一点，跟你听之前有变化，你开始独立思考了，这就是鲁迅的意义。
刚才说到鲁迅的独立性、怀疑精神，说明他是拒绝收编，但同时他也绝不收编我们。这一点非常之重要。所以大家听名人演讲，我大概也算名人，我希望大家听我演讲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被我收编。钱老师讲得好，钱老师讲得对，那不是我期待的。鲁迅拒绝被别人收编，拒绝被别的文化收编，但同时也拒绝收编他的读者。他和读者一样，都是真理的探讨者，绝不是真理的垄断者，也不是真理的宣讲者，他和我们一起探讨真理。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，他使我们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。
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据的，要自己去看地底下
这么讲也有片面性，所以我要质疑我自己前面的演讲。鲁迅是不是完全的怀疑主义者呢？他只怀疑，没有肯定吗？他对我们的意义仅仅在于让我们怀疑一切？他对我们有没有期待？所以我还要讲一点，鲁迅不仅讲不应该怎么做——这是他主要的讲题，他的话题主要是在讲不应该怎么做，但同时他也对我们提出某种期待，提出某种建议，而这种期待和建议对我们是有正面的、建设性的意义的。
我想讲三点，都是很结合当前现实的。第一点，我们现在很感困惑的是，如何认识中国当下的现实，中国的希望在哪里？我说中国现实是一个很奇特的社会，有人陷入了盲目的乐观，更多的人却充满了焦虑、不安，很多人都弥漫着绝望的、虚无的情绪，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，如何看待中国，看待中国的现实，中国的希望在哪里？关于这个问题，鲁迅有他非常独特的思考。他有一篇文章叫《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？》，中学课本里有，可见自信力的有无，不仅在鲁迅时代，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。鲁迅的回答是：要论中国人，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，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。自信力的有无，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据的，要自己去看地底下。
我曾经有个演讲专门讨论这一问题，如何看待中国？一个是往上看，绝对是失望的，我自己就是这样，当我看到很多官僚的表现，看到主流知识分子的表现，也看到媒体的表现，我绝对失望，毫无希望。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据的。要往地下看，看那些真实存在中国底层，看中国土地上那些还在为中国奋斗的人。鲁迅说他们常常是不被注意的，而且是不断被抹杀的，所以看中国要看地底下的人。这样讲起来可能有点抽象，我想谈谈自己的体验。就如刚才所说，当我往上看的时候，坦白说，极度绝望，而且越来越绝望。这时候怎么办，我受到鲁迅的启发，我就往地下看。从自己作为教师的身份出发，我找到了两个群体。一个是第一线的中小学教师，当然中国的教师也很复杂，也有让大家失望的。但是我发现，几乎在每一个学校里，都有一两个，为数不多但却存在的一些真正的教育者。在现在这种艰难的教育环境下，他们还在坚持一些基本的教育原则、教育理想，精心培养着孩子，尽管作用很小，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是真正的教师，我称他们为真正的教师。我认为现在的教师分为真教师和伪教师，大部分都是伪教师，但是有真正的教师。这些教师在真正地培养人，但他们也在不断地被抹杀。我的任务就是和他们站在一起。
另一个群体是来自于青年大学生中，或者已经毕业的大学生中的一些青年志愿者。当然青年志愿者也有真假，在中国什么都有真有假，有很多是御用的、被安排的志愿者，他们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。我要说的是真正的志愿者，他们到农村去，真心真意做好事，真心真意为农民服务。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少，或者说比例很小，但绝对量不小。我这些年，和这两个群体——中小学教育队伍里面真正的教师以及真正的志愿者——生活在一起，我给他们支援，给他们做理论的提升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给我一种精神的支持。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，钱先生你怎么还如此乐观，我的乐观在这里，你看上面毫无希望，但你看地底下，真实存在于中国土地上的这样一些默默耕耘的人，你还是可以看到中国的希望。这是第一点。
第二点，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，特别是很多年轻朋友，觉得自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。为什么活着？生活的目标是什么？鲁迅对这方面的看法很值得我们参考。鲁迅说，我的历史使命就是自己掮住黑暗的闸门，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，此后“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”。在这里他提出一个理想，叫做“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”，我觉得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生活的目标。我在鲁迅这种说法的启发下，提出了一个“健康地、快乐地、有意义地活着”的命题。年轻人的生活目标是什么？我认为就是要健康、快乐、有意义地活着，也就是鲁迅所说的“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”。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幸福，什么叫合理？鲁迅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的理想观、价值观的问题，对此，我还是从人性本身的特点来解释。
先谈幸福，一个人的幸福观的背后，实际上隐含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。人既是物质的动物，又是精神的动物，所以幸福就是要在物质要求和精神要求之间取得某种平衡。你完全物质化，实际上没有意义；你完全精神化，也是不可能的。怎样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中取得一种平衡、一种合理，这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问题。再说合理，实际上也涉及人的本性，人既是个人性的动物，又是社会性的动物，就是要思考怎样在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之间取得某种平衡。
从语言的角度接近鲁迅，这是根本的途径
第三个问题，我们怎么办？这也是现实问题。尤其是在当下中国，你怎么做，做什么事？鲁迅有两个说法，一个叫要有韧性的精神，一个叫要有智慧。什么叫有韧性的精神？鲁迅有一个很有趣的演讲，他说如果你到天津去，你下了火车，会碰见天津的青皮，青皮就是有点流氓气的人。你有行李，他给你运行礼，然后你问他，我到某个地方去，运行李要几块钱。他说两块。然后你说两块太贵了，便宜点。不行，两块。然后你说我不要了。不行，还是两块。有这么一点流氓精神。有人说流氓精神不值得学习，没错，但是他这种认准目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。这个目标不用特别宏大，认准了就做，而且要非做成不可，这就是韧性精神——长期的，慢而不息。鲁迅批评说，年轻人容易三分钟热度，一切都想要赶快成功，不成功就垮台。鲁迅说认准目标之后有两种选择，一种选择是不吃不喝不睡拼命干，这持续不了多久。另一种则是一边干，一边照样谈朋友，照样谈恋爱，照样旅游，照样玩，在更长的时间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我把鲁迅的话做了一个概括，叫“边打边玩”。
我们的道路可以有几种走法，一种是“只打不玩”，这是每个人，包括我在内做不到的，短期可以，长期做不到，不可能。还有一种是“只玩不打”，这也是一种人生选择，你不能说只玩不打是不对的，但是我想凡是有一点思想追求的人，都不愿意完全地只玩不打。那么合理的选择就是“边玩边打”。一边玩一边打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但是该玩还得玩，这样就能持续下去。我现在就这么生活，每年都写一两篇很厉害的文章打出去，有人欢喜，有人骂，有人怕，当他们欢喜、骂、怕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理睬他们，我去旅游了。等玩完回来以后，我看准了再打一篇。玩玩打打，打打玩玩，其乐无穷。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，而且有可操作性。
另外还得讲智慧，打也得有智慧，看准目标打，不能乱打，不能盲动，要有智慧。智慧也有三条。第一条，要善于钻空子。体制是有很多空间的，并不是铁板一块，你怎样利用这个空间，利用这种可能性来得到发展，这需要智慧。第二条，要善于保护自己。不能莽撞盲打，有人打一次就牺牲掉了，那怎么行，要善于保护自己。还有一条，要慢而不息。中国的事不能急，慢慢做，但不休息，不停。这三点加起来，又会钻空子，又能保护自己，又能慢而不息，就像比赛一样，田径比赛中拿冠军的固然值得钦佩，但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，能坚持到底，更值得我们尊敬。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拿冠军的料，但我们可以慢慢走，认准一个目标之后就去做。
上述的三个方面——如何看待现实，希望在哪里；如何认定自己的人生目标；应该怎么做——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无法做过多展开，但其实鲁迅这些方面的文章非常之多。鲁迅对于我们来说，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，同时也用他丰富的经验和特殊的智慧，在我们彷徨、苦闷的时候，确实能带给我们启发。当然不需要按照他那样去做，但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启发。
最后还要说一点，我们讲了很多鲁迅的意义，其实大家注意，这里讲鲁迅的意义，都偏于鲁迅的思想，但还有很重要的方面没有讲，那就是鲁迅的语言文字，以及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对我们的意义。鲁迅的思想和鲁迅的文学是统一的，我曾经专门给中小学语文教师做过一个演讲，其中就强调，鲁迅是中小学生，也可以说是青年人学习中国现代汉语最好的范本。进入鲁迅的世界，首先要从文字进入。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我在台湾讲鲁迅和在大陆讲鲁迅有很大的不同。大陆学生接触鲁迅和台湾学生接触鲁迅有一个区别，大陆学生的脑子里很早就有太多鲁迅是某某“家”的想法，从各种“家”的角度去看鲁迅就很难接近，而台湾学生对鲁迅没有认识，就是从语言文字开始去接近他。
比如说我当时引导台湾学生读鲁迅《父亲的病》这篇文章，里面有一个细节，讲到父亲临终之前，我发现父亲太痛苦了，因此产生了一个想法，希望父亲还不如早点死掉。这样一段描写，引起了一个台湾大学生的感动，他说其实鲁迅的这种想法他也有过，但是他不敢讲。但是他说鲁迅有勇气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，而且用这样美的语言来表达，他从这里懂得了鲁迅，接近了鲁迅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接近鲁迅，最后还是要通过鲁迅的语言来接触，这是一个根本的途径。
鲁迅语言的最大特点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把中国现代汉语表意、抒情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。周作人曾经说过，汉语有三大特点，一个是绘画性，一个是音乐性，另一个是游戏性；而这“三性”在鲁迅的著作里都得到了完美地体现。鲁迅的语言还有一个特点，大家读鲁迅的文章时常常会感觉到鲁迅的话不通，为什么？事实上，这是他打破常规的一些表达，他有意破坏语法，有意破坏我们的修辞，因为要表达一些语言难以表达的东西。鲁迅有一句话：当我沉默着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；我将开口，同时感到空虚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体验，我们真正想讲的东西，完全属于内在体验的、感情的东西，是说不出来的，说出来就变样了。这是语言的局限，语言对人的表达的局限，而鲁迅就是要挑战这个局限。他要用语言来表达一些语言难以表达的复杂的情感和心理，所以他常常破坏现有语言的规则，现有的修辞学，而创造一种非常独特的修辞，一种新的语言。这可能是鲁迅更具魅力的地方。
因此我曾经提出，要理解鲁迅的语言，不能完全靠默读，而是需要朗读。鲁迅语言的韵味，那种浓烈而又千旋万转的情感，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，需要朗读才能体会，所以在我今天结束演讲的时候，我想向大家朗读一篇鲁迅的作品。我要朗读的是鲁迅《野草》里面的《雪》，没有太多准备，不一定能进入那种朗读的境界，大家姑且听之吧。
江南的雪，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；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，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。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，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，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；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。胡蝶确乎没有；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，我可记不真切了。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，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，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。
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，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，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。因为不成功，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。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，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，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；然而很洁白，很明艳，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，整个地闪闪地生光。
这是江南的雪，我们再看鲁迅写北方的雪。
但是，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，却永远如粉，如沙，他们决不粘连，撒在屋上，地上，枯草上，就是这样。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，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。别的，在晴天之下，旋风忽来，便蓬勃地奋飞，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，如包藏火焰的大雾，旋转而且升腾，弥漫太空；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。
在无边的旷野上，在凛冽的天宇下，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……
是的，那是孤独的雪，是死掉的雨，是雨的精魂。
发表评论